不久前，焦作新区、新乡平原新区、许昌新区同时获得“通行证”，加上去年获批的郑州新区、开封新区、洛阳新区，河南六大城市新区规划蓝图一一呈现。据报道，新批的3个新区的总体性规划正在紧张进行中，部分地区的控制性规划也在“快马加鞭”的进行，相关的机构也将逐步成立。

　　像河南这样众多城市开展的“新城”建设，并不鲜见。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小县城到省会城市，从落后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随处都是建设“新城”的状景。实际上，这种“造城运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兴起，只是在今天显得愈加“如火如荼”，大有势不可挡之势。

　　中国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经济发展速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必然推进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原有的城市地域空间、产业布局及生活设施等，已难以满足人们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城市的诱惑，使大量的劳动力包括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和每年几百万的大学生沉淀在城市。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大力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像北京“摊大饼”的方式，就是扩大城市空间的一种路径，但很多城市觉得这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举全力建“新城”就成为共同趋向。

　　“新城”建设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此间出现的非理性。

　　脱离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谓“新城”热中的最大问题。建座新城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上千亿，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缺乏特色资源，缺乏优势产业，缺乏上规模企业，甚至是“穷山恶水”之地，也要建个新城，自然难上加难，无论是地方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或是招商引资，怎么也难筹措到巨额资金，很可能就成了一个“烂尾新城”，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使捉襟见肘的经济雪上加霜。最近曝光的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内蒙古清水河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历时10年的结果是留下了一堆“烂尾楼”，实在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深思和警惕。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贫困县即使建成了新城，也难免是一座没有人气的空城。

　　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好的地区，就可以放开手脚建新城。在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保护土地特别是保护耕地是长期的国策。我们看到，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在各种各样的土地违法行为面前，时有冲决之虞。不可否认，此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新城”建设难辞其咎。有的地方名为建“新城”，实为“圈地”卖地，规避政策限制，变相搞房地产开发。这样的情形，在地县一级表现尤烈。试想，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几千个县都群起建“新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岌岌可危才怪呢！ 建“新城”也是一些地方领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建个“新城”就好像没有开拓精神似的，似乎只有这样的“大手笔”才能体现其能耐。“新城”建设由此成了当下的一种流行，一种时尚。一些地方领导只求这一任搭起个“架子”，至于“新城”什么时候能最终建起来，功能布局是否合理，能否引来多少“凤凰”，这些后面的事如何，就只好由继任者来打理了。这样的“新城”是不是科学，可想而知，是不是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考量，那更不是他们愿意去思索的。因为，很可能一段时间后他早就“飞黄腾达”去也。

　　在中国，从制度层面上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依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力。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经济总难以摆脱“GDP竞赛”的怪圈，相当程度上不可不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新城”建设。与以往地方政府主要集中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比，今时地方上建设一座新城等于另起炉灶，需要提供的就涵盖了基础设施、办公楼、公共场所、商业、教育、医疗、住宅、标志建筑等众多的设施与服务。显然，这是大规模投资，又是长期性投资。大家彼此效尤，经济焉能不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纵观古今中外城市的发展史，我们看到，一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并历经了漫长的过程。无论是西方的雅典、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还是东方的北京、上海、西安、东京、孟买，都是如此。当然，在工业化、信息化强力推动下的城市化，不可能像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发展那般亦步亦趋地缓慢进行，“人”的力量今天在加速着城市化。但是，“人”的因素若是超越了自然规律和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加速度下的城市化，可能会反作用于经济、社会、自然以致人类自身。

　　在风起云涌的“造城浪潮”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是到了认真反思的时候了。